一、工笔人物画技法-色彩。
潘天寿云:“色凭目显,无目即无色;色为目赏,不为目赏,亦无色也。故盲子无色,色盲者无色,不为吾人眼目所着意者,亦无色。”道出了色彩的重要性。几千年来,中国传统给画之色彩演变和发展,有其自己独特的规律,使色、用色都有其法度可寻。中国古代绘画有谈色和重色之分,淡色为水性植物色,其性质为“微加点缀,不求晕染”,雅淡清致;重色为矿物质色,其性质为“色意浓烈”、“富丽堂皇”、“厚金古朴”。直至今日蝇国画仍然使用这两类天然颜色,这是东方艺术精神的体现。
中国画的色彩与线条相融合,便产生了情调高雅的独特面貌,如:敦煌唐代壁画描绘佛教经变的《净土变》,色彩上以赭红色配合绿色调,深土红、石青、石绿、铅粉等色并列组合,平细匀称,互衬对比,在强烈的色彩对比中,营构出富丽堂皇、气象万千的极乐世界。
唐代绘画用色浓厚华丽,宋、明、清以后,受文人画审美思想影响,大多使用植物色,风格渐趋雅淡清新。就画种而言,壁画浓烈,卷轴画淡雅。从国画和西方绘画对比的角度讲,西方传统绘画的色彩是依据光学原理来确定的,科学性强,对色彩的研究也颇为精深;现代抽象绘画的色彩以主观性为主,强调视觉感官刺激,两者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国画家在艺术实践中,不仅应该了解西方色彩观,而是还应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色彩,以丰富自己的色彩修养。应纵观中国画色彩,横览世界绘画色彩,在对比中建立自我绘画之色彩观。
时代精神、民族特色、个性特征涵盖了艺术的真谛。画面的意境决定着绘画的最后完美。画家要在艺术创作中发挥自己的思想、意念、情感和想像力,在具体、有限的颜色中组合出无限的色彩旋律来。天地间自然之色为古源之色,画家心中之色直接和情感相关联为心源之色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“随类赋彩”用语是对物类表面之色的描绘,追求的是色彩表现的类似,这成为中国画特有的色彩表现观念。对现代画家而言,色彩应是现实与情感相融而阁下的心理图像,任何印象都可以是画家抓住色彩感受的契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色彩意识和喜好,有自己的色彩和谐尺度。不同时代色彩呈现着不同的个性,对色彩的追求也会随时代的变迁而不同。
潘天寿云:“盏国绘画,一幅画中,无黑或白,即不可画矣。”“黑白二色为原色”说,正是中国画的重要色彩观,关键是如何认识使用的问题。黑白二色使用得好,能强化绘画的视觉感受,会有出人意料、“妙超自然”的效果。艳而能深沉、淡而能清雅、浓而能古朴,这正是黑白两色的长处。
拥有丰富的色彩知识和修养是画家的基本功之一,而情感意识是使用色彩的灵魂。如何将色彩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作品中,这对每个画家来说都不是容易的。最好的方法是始终按照自己的意念和想像,始终依靠自己的眼睛、知觉、感受大胆地自由地使用色彩,探索自己的色彩观念,创造出自己的色的旋律,去呼唤观赏者的共鸣。
二、工笔人物画技法-构图。
构图即画面的形式美。构图受“立意”的统领,要充分达“意”,就必须创造出“有意味的”的构图形式。绘画中的构图是一种形式概念。中国传统绘画讲“立意”、“为象”、“章法”三者结合,同步表达,方可呈现统一和谐的效果。古代绘画的“章法”有其规范性和模式化,对今人而言,广涉猎、精吸引,借鉴学习是必要的。
中国画构图极讲究“势”,如:造险绝之势,造祥和之势,造平稳之势,造动荡之势,造热烈之势,如此等等。深入研究构图的规律及特点,从全局来看一点,又从一点回到全局,以“气韵”为内在核心,就会得其妙绝的构图,使绘画出新意,出高格调。
以散点透视为主,其独特的构图的形式,构成了中国画的风格特征。传统中国画画面生动有节奏,情景能交融,对比上调和,动静上互衬,加上主大次小、虚实相生的主观理念等等,这些都是极妙的构图章法。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领会古人的构图方式,认识民族文化的深奥,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,在创作中重视形工美,就有可能探索出有自己风格的构图形式。
构图在绘画中呈现的格局可以是千变万化的,这绘画家以充分自由的选择,画家可以创作出任何适合自己“意”的构图。不同形状的组合、相同形状的结合,物类的对比、运动、态势、节奏、对称、排列、分割、变异、纵横、凝集、疏散、虚实、平衡、比例、主次、高低、前后等等,都是构图中的重要因素。
画面的黄金交点是凝集视觉的审美的接合点、中心点,也是观赏者的中心,更是画家情感抒发的中心,决不能掉以轻心。要在此精妙之处做足文章,表现出构图的严密、精致,使之意味无穷。
西方现代机械立体主义画家莱热曾说过:“现代人越来越多地生活在高度的几何秩序中,人类的一切创造,机械的或工业的,都是依据几何设想的。”此言准确地概述了现代绘画构图的原理。可以这样说,现代绘画的构图大多可以用几何学进行分析,因此几何形式美是当代绘画构图的一大特征。画家对此不能熟视无睹。依据“立意”的需要,一幅作品可以通过几何式的设计,有意造成比例的不合理,透视的反差,从而产生一种错觉,打乱观赏者的平衡感,在心理上引起振荡。在参观敦煌壁画时,我就有深切的感受。敦煌壁画的画面构成、人物大小、远近安排、相互之间的关系等,由于比例尺度的失调(按人物等级层次排列,建筑物的比例大小也是根据壁画图式的需要),使人进入石窟就感受到博大精深的宗教气氛。
观众可能不喜欢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,画家也不一定会迎合观赏者的审美趣味。但艺术家应该创作出在观赏者眼中能引起强烈视觉感受的作品,使观赏者在你的作品面前,不需要任何解释即能得到满足,这样的作品将是成功的。
三、工笔人物画技法-立意。
中国美学“意”的理论渊源深长,各有论说。在传统的中国画中“立象”是尽“意”的手段,东汉王充在《论衡·超奇篇》中有这样一段:“实诚在胸臆,文墨书竹帘,外内表理,自相副称,意奋而笔纵,故文见而实露也。”这里“实诚”与“意奋”是指情感的思想意境。唐代张彦远第一次提出绘画表现不是单纯的表现客观,也不是单纯的表现主观,他主张主客观统一,明确命名为“意”。其论云:“书画之艺,皆须意气而成,亦非懦夫所能为也”、“骨气形似,皆本于立意。”指的是画家内在审美情感。杜甫《丹青引》中说:“意匠惨淡经营中”,即指意与法,或审美意识的主导作用。“挥纤毫之笔,则万类由类”、“意在笔先”、“画尽意在”,则都指的是画家主观的情思。其实,意的本源是自然、现实,意的组成因素是生活、物象对情感的刺激和心对物象的感受,情景交融,情景相撞而生成“意”。
明清两代人主乎“意”,I尚其“趣”。讲“天趣”、“人趣”、“物趣”,皆是画家情感的呈现,明确表现出尚“意”的审美意识。
对“意”的研究历代画家都有精辟之论,当代各家各有自己的见地。“意”的含义深奥而又广泛,作为画家应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认识。画家为了追求“意”,就要凭自己的才能,到生活中去体验人生,认识人生,才能使自己的情思化为“意”。画家之品格、胸襟、气质、素养、情感熔铸现实才可能丰富“意”之内涵。“意”是情感,思想,画家三者融于人生所得。
中国画家首先论及到的是“形”或“形似”的问题。姚最强调:“立万象于胸怀”,明确“形”和“意”之间先立“意”,形为神似,形意兼顾。倪瓒云:“仆之所谓画者,不过逸笔草草,不求形似,聊以自娱耳。”陈与义说“意足不求颜色似”,他们都主张“意”起着主导作用。但并不是说“形”就不要了,不求形似不等于没有“形”,不求颜色似不等于没有“色”,这里主要的是怎么把握形的问题。齐白石先生讲“似与不似之间”,这是白石老人把握形的观念。“形”和“意”之间形是为了达意,那么,形似,或不似,或似与不似之间,都是为得其意。如果没有形的把握,“意”也就很难达到了。
尚意、创意,古代画家在意重于形的审美思想指导下,以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为创“意”的条伯,不求形似只求意足。创“意”出新,成为画家无不努力奋斗之事。“意”只有在生活中才能求得,而情感就必然是其核心,无情感则不能产生“意”。在绘画的实践中妙悟“意”的存在,培养创“意”的主观精神,破前人之藩篱,立新意于画中;在艺术的实践中,凭着高超的造型技法、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和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的毅力,才能实现创“意”的目的。
画中之“意”均寄于画家情思。雄浑、典雅、俊丽、高古、自然、含蓄、豪放、清奇、悲慨、飘逸等等无不是情感的喷发。情感与想像相融合,情感又推动想像之神韵。只有想像力极强的画家,才能“立万象于胸情”。刘勰“神用象通,情变所孕,情以貌求,心以理应”的精论,是对艺术想像力的概括,简要而深刻。情远难“意”、心远难“形”、“意”是物我合一的结果。顾恺之所谓“迁想妙得”说的正是想像与意境完美结合的佳境。
张彦远的“象物心在于形似,形似须全其骨气,骨法形似皆本之于意,而归乎用笔。”就是阐明以“意”使示,法为“意”用,法在“意”达在绘画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。凡能卓然成家者,无不善于以意使法,笔墨之迹全为意用。画家的选材、造型、构图、色彩等均为情思所牵,以意远法,使法就意。
四、工笔人物画技法-造型。
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”、“有似而不似,不似而似之意”、“乃神似,非形似也”、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、“不似之似为真似”,以上均为历代名家对意象造型的论述,由此决定了中国画造型的审美观。如何理解认识“不似之似”,又怎样在绘画中做到“似与不似之间”,在实践中画家们的体会就各不相同了。研究其中之奥妙,求其真谛,是摆在每位中国画家面前的问题。
“写意”论是中国画传统的美学观念,它的要求是“似”与“不似”这间。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历代画家的不断实践和探索中,其发展已达到了巅峰状态。自唐代之后,因宋文人画的兴起,终于造成重笔墨轻造型、重山水花鸟轻人物的局面,致使人物画的造型讳偏俏弱,人物画家也寥若晨星。从中国绘画史来看,对笔墨的研究,是以牺牲造型为代价的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,自本世纪起,人物画家开始研习素描,重新确立造型的重要地位,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,但多少有矫枉过正之嫌。加之现代西方艺术潮流的冲击,使得“意象”造型观念再次陷入模糊状态。
对“意象”造型,我认为应重新加以认识,澄清其内涵。“意象”之灵魂是人的“情思”,它不受物象本身实体的质量、形态、结构、时间、空间的约束。画家是用心灵、人生去感悟认识对象、把握客观实体的。造型作为一种移情媒介物,是画家在感悟对象中产生的视觉形象,这个形象既是中国传统美学的“不似之似”,更是现代审美观念的产物。就造型的过程而言,我认为大致可分为下例六种情况:
(一)情感造型。艺术是情感的体现,没有情感就没有艺术。客观物象作用于画家的直觉,引起心理的振动,头脑中就必然产生对物象的认识,“由物生情,由情生象”,造型由此产生在直觉和情感之中。对形、形状、形象这样的名词,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。“形”指外在的形,如一个人,一张桌子,一座建筑物,一棵物等,是从表现得到的一种概念;“形状”指的是同一类物体的变化,如胖人、瘦人、高人、矮人、大树、小树等;“形象”是指形和形状综合呈现的具体的形态。画家在对客观对象观察、分析、认识、理解的过程中,要熟练地掌握这些基本的概念。
画家应该具有丰富的情感,而且情感时刻都在变化之中,画家在面对客观对象的时候(比如模特),通过视觉会产生一种认识,并和当时自己的情感很快的联系起来。而因对象职业、性别、年龄、高矮、胖瘦、丑俊的不同,画家肯定会产生不同的感情。在造型时是写实对象,还是夸张对象,这就需要画家善于观察和把握情感的流动,将客观对象融入画家的情感之中,使其成为画家情感抒发的媒介物。画家不应被动地描绘对象,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将主观和客巧妙结合,把握住形体的夸张取舍和线条的精细变化,准确地表达画家的情感。(附图为唐勇力所作《写生造型》)
(二)理智造型。中国画的观察方法是心、性、情相结合。感悟客观对象的时候不只是一时冲动,还要冷静地思考。头脑要清楚,保持静观的思绪,深刻而理智地感悟客观对象呈显出的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古人讲“观象悟道”,就是指画家直观写生时,应从客观物象中悟出其中的道理来,将情感净化、融凝于理智,表达了理智造型的观念。如何对客观物象作艺术的表现,视点是画家需要最先考虑的。直观的观察方法可是以多样的;囫囵地看、整体地看;立体地看全 方位地分析判断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透过“表象”抓特征,把握住对象的整体型和结构型,并充分刻画细节,近取其质,远取其势,逐渐深入,最终形成自己独到的造型风格。理智造型取决于画家本身的艺术修养以及艺术技巧等方面的因素。
(三)随意造型。古人绘画尚意,讲究的是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。“立意”是求理足,虽无常法但有常理,故画面“气骨”、“神韵”并存。绘画在发展过程中,“意”增加了另一种含义,那就是造型的随意性。在表现客观对象时,不以精心思索的理智状态为主,而是对客观对象彻里彻外观察判断,视觉角度不在一点上,而是作环行整体观察后即兴纵笔。随意造型对不同物象可以各取所需,接接组合,互相渗透,随意而成,显出造型的不定性。西方绘画大师如毕加索、达利等也都具有这种造型的随意性。
将不同的物类特征融合一体,把不同时空的对象重新组合,不求常理而求通艺理,呈现出造型的灵活性,这是随意造型的特征。借鉴西方现代艺术,并将其与中国传统“意”的造型观念相融合,充分发挥艺术家的想像力,才能创造出多样的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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